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其逻辑基础在于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危机与经济困境已形成“战略倒逼”，迫使白宫在对华博弈中采取阶段性妥协。以下从三个层面展开具体分析：

一、司法缠斗与政治极化的双重绞索

特朗普面临的多重法律诉讼已形成系统性政治风险。2025年1月，纽约州法院对“封口费案”作出判决，虽裁定其34项重罪成立但无条件释放，但其上诉程序仍在进行中，联邦最高法院对总统豁免权的最终裁决可能影响其执政合法性。与此同时，“机密文件案”“国会山骚乱案”等联邦诉讼仍在审理，这些案件不仅消耗其大量政治资源，更可能通过司法程序动摇其核心支持者的信心。

国会分裂加剧了行政效率的瘫痪。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胜选，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微弱优势和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，导致其政策议程难以推进。例如，2025年4月推出的“对等关税”政策因两党分歧被迫多次调整，最终在10月与中国达成关税互降协议。这种“府会对抗”迫使特朗普不得不通过对外谈判转移国内压力，同时为中期选举争取立法成果。

二、经济利益集团的反噬效应

农业州的选票压力成为政策转向的直接动因。中国在2025年9月对美大豆进口量降至零，导致美国豆农库存积压、亏损加剧，引发全美50州约1100万人参与的抗议活动。作为特朗普的“票仓基本盘”，中西部农业州的政治动向直接影响其连任前景。为此，特朗普在釜山会谈中主动提出降低关税，换取中国恢复大豆采购，并宣称“数额巨大的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将被立即购买”。

供应链安全的战略短板迫使妥协。中国对稀土出口管制覆盖钬、铒、铥等关键元素，直接冲击美国军工企业（如诺斯罗普·格鲁曼B-21轰炸机项目）和特斯拉等民用产业链。尽管美国试图通过“友岸外包”重构供应链，但全球92%的稀土加工依赖中国的格局难以短期扭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朗普不得不以关税让步换取稀土供应的稳定性，同时避免圣诞消费季因关税战升级引发通胀反弹。

三、选举政治的时间窗口约束

中期选举前的舆论战迫使政策转向。2025年11月的中期选举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键节点，其所在共和党需在参议院净增2席才能巩固控制权。为应对这一挑战，特朗普需要在经济议题上展现“成绩单”。通过与中国达成部分协议，他既可以宣称“降低关税促进就业”，又能转移公众对国内通胀、国债超36万亿美元等结构性问题的注意力。

反华“政治正确”的边际效益递减。尽管两党在对华强硬上仍存共识，但美国选民对“关税大棒”的耐受性已接近极限。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2025年仅有48%的选民支持对华加征关税，较2020年下降21个百分点。特朗普团队意识到，过度依赖对抗性政策可能导致中间选民流失，因此选择在稀土、农业等具体领域“以退为进”，既维持强硬形象，又避免全面脱钩的经济代价。

四、结构性矛盾的深层制约
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妥协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和阶段性。从战略层面看，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对华“全政府竞争”框架：

• 科技封锁持续加码：尽管同意扩大对华芯片出口，但明确将英伟达Blackwell等最先进AI晶片排除在外，并推动《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》限制美企投资中国半导体领域。

• 军事威慑同步强化：在釜山会谈前，特朗普突然宣布重启核武器测试，试图通过“核底牌”对冲经济谈判中的弱势。这种“经济谈判+军事施压”的组合拳，凸显其“极限施压”的一贯策略。

• 盟友体系的双重标准：美国在与中国谈判的同时，加速推动“芯片四方联盟”（Chip4）和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PEF），试图构建对华经济包围圈。这种“选择性脱钩”策略表明，特朗普政府仍将中国视为“系统性竞争对手”。

结语

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调整本质上是国内政治危机倒逼的结果，其核心逻辑是通过阶段性妥协换取解决内部矛盾的时间窗口。然而，这种调整并未触及美中战略竞争的深层结构：经济相互依赖与安全互信缺失并存，国内政治极化与国际秩序转型交织。未来，特朗普政府能否在“对抗”与“合作”之间找到平衡点，将取决于其化解司法危机、修复经济结构、重塑政治共识的实际能力。而对于中国而言，需在坚持核心利益的同时，把握战略主动权，以“底线思维+灵活应对”破解外部压力。